对美脱钩非但不能使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反而还会酿成三大风险隐患

早在2015年，即大洋彼岸宣称“重返亚太”以来，其与我国之间的所谓“大国博弈”业已持续整整十年的时间。

尽管大洋彼岸与我们脱钩在先，随即展开各种“双输”博弈，但时至今日国内舆论场上仍有一群被情绪裹挟的无知者极力宣扬对美脱钩并与之展开全方面博弈的所谓“必要性”，其中就有这么一个不符常识的观点：

对美脱钩可以迫使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比如加快自主研发的步伐、实现全产业链国产化替代等等。

暂且不论这般来自现实层面的“迫使”是否能够成就我国的转型升级之目标，只因本篇文章后面的篇幅会提到。

所谓的“越挫越勇”不一定具备现实可践行的各种条件，再怎么自主研发和国产替代，也不可能自绝于世界，从而完全不受到外界哪怕一丁点的负面影响吧？

对于咱们“与美脱钩”到底是利还是弊，亦或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我始终秉持以下这一诉诸于客观事实的价值判断：

我国至少在经济方面的对美脱钩，非但不会促使结构转型乃至产业升级，反而还会酝酿极大的风险或隐患，甚至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挑战。

面对与美是否脱钩乃至博弈这一问题，我国的当务之急并非主动选择加速恶化现状，而是如何处理好以下这三个风险或隐患，它们分别是：

财政债务泡沫化风险、中等制造及其技术陷阱，以及主权货币资产锚定低端化风险。

01

由于我在上一篇文章已经重点论述过财政债务泡沫化风险，故于此不再赘述。

接下来，我会探讨这第二个风险隐患，即我国陷入并锁死在“中等制造及技术陷阱”的可能性。

从中间商品出口占比上升，而消费品和资本品出口占比反而下降这一客观事实可以看出这一风险隐患或陷阱有着扩大化的趋势，举个具体例子加以佐证：

目前我国工业制造业及供需两端的数字化转型遭遇瓶颈，主要是摒弃或仅于某些特定领域使用区块链技术这一点。

而阻碍供需效率提升与否的罪魁祸首，乃是企业主体非透明运作以攫取额外的投机利润，然而这还只是导致我国陷入中等制造及技术陷阱众多原因中的冰山一角。

紧接着，我们来重点探讨这最后一项隐患，即主权货币资产锚定低端化风险。

其底层逻辑是我国无法在短期内即五到十年内攻克现有全部高端制造产业及其技术领域，而长期无法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或创造全新的科技创新商业化范式革命，也就无法创造足够多的高质量增值或保值资产，以供主权货币锚定长期价值。

为何我国每次想要引领技术创新商业化的落地，却总是以不尽如人意的方式告终？

首先，产业补贴等行为本身不具有道德合理性。

其次，社会文化观念与市场经济商业模式并不兼容，导致参与主体不具备长期价值投资的认知概念，一心只想于短期内投机套利搭便车的现象屡见不鲜。

再来，产业发展并壮大的目的本身并非形成经济良性循环，而是为了转移资产泡沫，延缓债务驱动型经济基本面暴雷。

然后就是产学研方面的问题：

研发经费资金投入长期受到掣肘，研发项目往往不具备纯原创性，从现成商业模板或开源项目技术再加工而来；

学术环境遵循政治权力叙事，使得参与主体普遍丧失积极性，从而导致项目推进效率亦普遍低下；

根据反萨伊定律及我国特有的信息熵社会结构，生产供给端无法有效反映内部市场真实需求，就连其自身的需求都不一定属于有效需求，催生出大量无效需求扰乱供需关系及市场价格机制，导致非完全市场经济体制的交易效率低下。

02

为何将现有的全部资源投入到下一个产业，以期成为支柱型经济增长引擎的愿景注定会落空？

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对外客观被动方面——

面临着外部由全球化塔西佗陷阱演变为系统间修昔底德陷阱的巨大风险。

西方对华形成瓦森纳协议扩大化制裁或围剿的长期战略举措，导致我国从根本上无法实现持续融入全球主要国家市场以支持资本出海运营赚取利润反哺国内本土内需消费市场的目的。

比方说，之所以发展新能源汽车，本质上是为了使该产业大规模出海以占据市场份额并形成利益基本盘，主导包括议价在内的属于该产业链及其利益关系的话语权，而非仅由国内需求市场消化其产能。

第二、对外主观能动方面——

面临外部因萨缪尔森悖论对华形成如同特里芬难题的对外利益基本盘作出取舍，从而不可实施兼顾并行的长期战略举措。

第三、对内客观被动方面——

面临着诸如经济、人口、债务等主权实体发展基本面不断下行的趋势，以及社会各个部门的自然利润现金流已经在修复或兜底各自基本面，即兼顾社会各个方面带来的总体挑战当中所剩无几。

比如说，行政部门兜底民生四大领域即住房、医疗、教育、养老，而居民和企业部门修复资产负债表，加上债务周期始终具有影响宏观经济周期的逻辑动机，一旦其遭遇反转，则反噬整个社会的基本面状况，几乎平等恶化所有部门的现金流及产出变现能力。

届时，必定使参与主体被迫加速市场出清，从而爆发整体性的主权信用危机，而非单纯的滞胀叠加萧条的经济危机，只因此由国情所决定。

第四、对内主观能动方面——

权力叙事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始终作为整个社会的最优先级，以及限制或束缚公权力扩张无能的集中式管理制度，加上无处不在的多轨制主导社会资源分配导致实质性等级不均与体制化人道不公并存，使得社会中的二元或多元对立结构比比皆是。

最关键的是，策划者、执行者、改革者往往是同一批既得利益群体，始终面临“诺斯悖论”，无法真正解决最核心且本质的问题，导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艰难。

03

我国现在已经步入内部存量资源争夺或竞争的时代发展趋势，然而就算依靠过往中低端制造商品出口开拓外部市场，叠加对内行政投资以获取增量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实质性告一段落，上面亦不完全转型至通过提振内需、改善居民及企业需求端的收入分配结构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主要原因在于哪些方面？

第一，搞懂现状因何而变成内部存量资源竞争：

我国实现阶段性现代化目标的必要且充分之条件乃是短期内保住中低端制造产业于全球市场的份额，长期则向着高端制造产业冲击，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外部西方势力对我们进行各类形式的打压，使得上述第一个条件即短期内需要实施的行动，其根基彻底瓦解。

而内部又因“探明储量不代表可开采”的资源开发悖论，导致包括增量潜力在内的论据变得毫无现实意义，从而在事实上瓦解了第二个条件即长期行动的可操作性。

在此举例：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城镇化率，由此表明不同数据所呈现的信息差对人的主观性造成影响，从而极易扭曲客观事实和真相。

第二，必须解决“我国迄今仍然坚持甚至加强传统发展经济的路径依赖，继续保持旧有模式的所谓优势或形态特征”这一问题：

短期将制造生产供给能力作为与西方就利益最大化进行谈判的筹码；

中期为了保住可以集中调度社会资源的所谓制度优势；

长期通过中期实现的成果，启动主权债务红利形成以信贷资源为主的资金流动性，利用科技创新商业化、产业升级等世纪性国家级战略，彻底迎来一场基于新一轮工业革命成果落地的全方面的社会生产力变革。

写在最后

综上所述，我国对美脱钩非但不能使经济转型升级，反而还会酿成诸如财政债务泡沫化、中等制造及技术陷阱，以及主权货币资产锚定低端化这三大风险或隐患。

总之，我们尽量在改善内部制度及提高社会管理效率的同时，还得想尽办法积极融入现代化法治文明体系，与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一起共享复兴与崛起之伟大成果！